2023年12月8日下午3点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Ok138大阳城集团娱乐平台特聘教授景天魁主讲的“论群学转型”研究生经典学术讲堂第十讲在腾讯会议线上开讲。此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庞志副教授主持，全国多所高校师生参加。
图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庞志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
讲座伊始，景老师从“转型”一词切入中国近代社会，联想到中国近代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与转型，群学当然也不例外。景老师指出，群学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，由于遭遇国运衰退以及西方社会学的强势传入等原因，“群学”之名逐渐被“社会学”之名所取代，由此引发出“中国本有社会学”和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的根本分歧。围绕这个根本分歧，景老师指出，“群学”之名被“社会学”之名所取代，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？原因是什么？应该得出什么教训？景老师以这三个问题为引子开始今天的讲座。
一、群学旧案真相：从“中国本有社会学”反转到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的过程
景老师指出，西方社会学最初传入中国之时，当时国内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和有识人士发现其与荀子群学极为相似，于是他们认为这门学问中国本来就有：群学就是社会学。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人物有：
1891年，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讲群学；
严复确认群学与西方社会学“暗合”，他在译介斯宾塞的《社会学研究》时，便将“sociology”译为了“群学”；
梁启超在《说群序》中强调以“群治”救国，“太平世治群必以群”。1904年，在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》中，梁启超盛赞荀子是“社会学之巨擘”；
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尊荀著称，他通过翻译岸本能武太的《社会学》，将荀学与西方社会学做统一研究，发表众多尊荀的文章，推动了清末时期的群学复兴；
1902年，蔡元培作《群学说》，全面阐述了关于群学的基本观点；
1905年，刘师培在《周末学术史序》中认为，采用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方法，也可以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中，划分出心理学、伦理学和政法学等16个学科，其中，“中国社会学”赫然在列。
接着，景老师指出，从这些大师级人物的思想来看，既然“中国本有社会学”已成共识，为什么后来又转变为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这一论断呢？景老师认为主要原因就是20世纪初期以来，西方在中国创立的教会学校，开始用“社会学”取代群学，始作俑者是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而肩负文化殖民使命的传教士。景老师指出，20世纪40年代以来，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基本成为“定论”。如1943年，杨堃提出“中国之有社会学，乃是一舶来品”。1948年，孙本文在其《当代中国社会学》中，做出了“中国古代并无社会学”的论断。但景老师却深刻指出，我们不能从当时教会大学所创建的社会学学科、课程中就得出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的论断，这是有失偏颇的。基于此，景老师也列举了当时赞同“中国本有社会学”论断的大家，如潘光旦、丁克全、钱钟书、卫慧林等人。
总而言之，景老师指出，从以上对群学被西方社会学取代过程的考察来看，所谓“中国本无社会学”、“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”等观点，并没有经过正式严谨的学术讨论。对此，我们必须具备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“文化自信”，避免盲从，从实求知。
二、群学被取代的原因
（一）从文化大势来看
景老师指出，甲午战争以后，美国传教士目空一切，摆出了基督教那种有你无我排斥异己的独占式传播架式，与中国本土的儒释道三教融合风气截然相反。传教活动的性质由宗教转为政治控制和文化侵略，接受者的姿态从吸纳转为依从，从而具备了“文化殖民”的基本特征。
（二）从学术背景来看
景老师指出，甲午战争中国惨败，激发了有识之士对日本的重视，为了探寻其在东亚迅速崛起的原因,掀起了从日本转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高潮。景老师指出，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用冷静的眼光,认为这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，可在当时却是一股强劲的“风潮”。但事实上，它却像基督教传播社会学的方式一样,兴起了来自日本的学术性取代方式。
（三）从社会心态来看
景老师指出，清末民初，西学大举进军中国。在中国军事上接连溃败、大清帝国不堪一击、军阀混战、国势衰颓的同时，中国学术包括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、社会思想更是丢盔弃甲，溃败得比军事上更不堪入目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迅速丧失了。对此，林耀华1932年在《严复研究》中感叹说：“国人愤于中日战争之败而欲自强之道。故此种学术之来，趋者若骛焉。于是西学广布,深激人心。转至清末民初,国人崇尚西学,而轻汉学，至是能不为叹乎？”。
（四）从“忘本的教育”来看
景老师指出，潘光旦先生所说的“本”，是指民族的文化环境和传统，他称之为“历史的绵续性”。“忘却了固有的环境”,用“西洋的环境”即西方文化和学术“替代”中国“固有的环境(文化和学术)”就是“忘本”。“新式教育”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于以往的文物，宣告脱离关系,并且脱离得越快越好似的。这种“新式教育”实际的坏处“就是在教育上养成了‘古旧’与‘恶劣’变作通用名词的一种风气。凡是古旧的一定是陈旧的、一定是恶劣的”。
三、群学转型的教训
（一）群学转型必须护“根”固“本”
景老师指出，中华文明是绵延不断的，中国社会也是连续演进的。这种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不是断裂式的跃升，而是革新与继承的统一。群学转型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转型、学术转型, 必须护“根”固“本”，不能简单地取代、弃置、忘掉。
（二）“社会学中国化”要与时俱进
景老师指出，“社会学中国化”要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，进行“四步走”。如果只是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,再怎么联系，也难以实现“从中国土壤中”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初衷。从历史经验看,必须冲破“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”的“化”法,而是既要“化”实际,也要“化”理论。
（三）搞好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建设
景老师指出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文化自觉”,就源自对社会学基础教育的自我反省，费孝通先生这些披心相付的“自白”警示我们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须重视知识基础的基本建设问题，这与潘先生提倡的“务本的教育”也是完全一致的。
（四）增强学科自信
景老师指出，如果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,潘光旦、丁克全、卫惠林、钱钟书等前辈如何能够在群学被取代的情况下,仍坚信群学就是社会学？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，费孝通如何能够深刻反思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,发出研究荀子群学关系到“中国社会学的前途”这样的振聋发聩之论？可见，树立坚定的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信,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必备要素。
结束语
讲座尾声，景老师指出，中国问题要我们自己回答，中国经验要我们自己总结。中国的复兴，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，是中国学术的复兴，不能一味地、片面地依赖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。我们自己也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，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责任。
最后，景老师对同学们关于群学转型的一些问题做了详细解答，并向大家表达了希望，鼓励同学们继续在中国古典社会学（群学）的道路上深入探索，努力把群学发扬光大。
撰稿：王翰飞
编辑：张天帅
审核：庞志、赵亮
